分享按钮 筑牢“防护墙”,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伤害 - 农村青年

筑牢“防护墙”,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伤害


2019-07-26 10:12:13

 据《城市快报》报道,某县发生了一起强奸案,被害人是 1 10 岁以下女孩,1 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利用女孩子爱吃零食的弱点,经常以给她们零花钱、买零食为诱饵,多次对女孩实施奸淫。据报告显示,该类案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而农村更是类似案件的高发区,特别是留守儿童,尤其需要加强监护。

 

形形色色的案例,给社会敲响了警钟

1. 无辜受害。某省一个65岁的农村老人林某因家庭琐事跟儿媳妇吵架,把自己的亲孙女从楼上给扔到楼下摔死。公诉机关认为,林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一个含苞待放的生命消逝令我们痛心,这个老人罪责难逃。《刑法》第 232 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并不是一种很少见的现象,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父母作为他们的监护人,由于双方存在一种家庭关系,所以孩子对于来自父母的暴力一般不会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即使我国有关于反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但是并没有针对未成年受害人进行专门的解释或规定,当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伤害时,不仅会让他的安全感荡然无存,也会让他丧失对环境的控制能力,产生对社会的惧怕,严重的还会扭曲他的人生观,甚至认为这种家庭暴力是一种正确的惩罚方式。因此,要加强对于有关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后的法律保护。

3. 性侵害。10年前,14岁的汤兰兰向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龙镇警方写了一封举报信称其7岁那年被父亲、爷爷、叔叔、姑父、村主任等十余人强奸轮奸经过中院一审判决、高院二审维持原判、长达4年的取证和判决,犯罪者最终获刑。北京首例“名师”家教强奸案发生在3年前,“名师”邹明武在利用给学生辅导功课之际,多次猥亵并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犯罪人一审获刑 12年半,禁业 5 年,二审维持一审原判。

4. 偷盗拐卖。被告人张某与赵某等人经预谋后,伙同他人将暂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被害人黄某之子黄某某(时年 1岁半)拐骗,并以人民币 15000元的价格将黄某某卖给河北省蠡县留史镇居民付某某,被告人张某分得赃款 3900 余元。公安机关闻讯将黄某某解救回家。被告人张某被抓获。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例层出不穷,我国刑法中作出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等针对拐骗、拐卖和组织乞讨等其他相关规定。但是该怎样弥补被拐卖的儿童心灵和身体上的创伤呢?受害人经历了终生难忘的痛苦,法律所能做的也只是判决犯罪人给予受害人一定的经济补偿。

受害人往往遭遇二次伤害

1. 办案程序以及媒体和舆论。未成年被害人在遭遇侵害后,虽然会在监护人的带领下向公安机关求助,但由于在立案过程中公安机关要了解案情,就必须对被害人进行相关询问。尤其是性侵案件,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受害人来说,不得不对其受侵害的过程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下进行详细的回顾,在这种询问无疑又对被害人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再加上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不加保护地进行公开报道,对未成年人心理上的伤害足以成为其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2. 办案人的方式、态度。未成年被害人是心智、身体等各方面还未发育成熟的特殊群体,在其遭受侵害向公安机关进行求助时,难免会因心理上的恐惧而不能很好的配合办案人员了解案情。这就需要有耐心并且能够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在交流中克服恐惧感的办案人员参与到这个过程。但现实往往是办案人员由于巨大的工作压力和职业性的习惯,仍采取较生硬的态度同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交流,这种办案方式,让原本遭受到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更加紧张,不能很好地配合,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也因此得不到及时保障。因此,让受害人感到安全并配合调查成了办案人员的一门必修课。

3. 对犯罪人的权益保护造成的对被害人的伤害。刑事案件中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拥有的可以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委托辩护人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但是,因为被害人提起公诉或上诉等权利的行使只能依靠公诉机关,相对于犯罪嫌疑人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包括双方当事人享有的知情权,犯罪嫌疑人通过个人律师等渠道可以从始至终随时了解案件的进展。然而对于被害人来说,在追溯犯罪的过程中往往因为无法及时了解案件进展而不能及时维权,刑事被害人的弱势地位非常明显。

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意义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07 6 1 日起开始施行,该法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制定的。

然而,在执法过程中,传统的重刑轻民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往往强调对犯罪分子的刑事追诉,而忽视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只案件的刑事部分处理,而忽视了附带民事部分,使被害人所受到的心灵伤害不亚于犯罪分子对其进行的人身伤害。 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未成年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要比成年人大得多。未成年被害人由于遭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精神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各种压力之下,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维护他们的权益,不仅不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而且对社会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对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法律保护的思考

1. 立法完善。我国在实体法上针对犯罪人的惩罚侧面反映了对受害人的保护,可是在程序上犯罪人与受害人却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在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的知情权、法律援助权利、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以及申请回避等各项权利都是受害人未享有或未能充分享有的。受害人的权利只得借助公诉机关来行使,处在一个极其被动的地位。因此迫切需要立法完善,保护受害人的知情权、上诉权、受援助权、执行参与权等权利,使被害人不再处于刑事诉讼旁观者,而是与犯罪嫌疑人在任何阶段都切实处于同等地位。

2. 司法应更加人性化。法院在司法工作中进行判决时,虽然法律规定必须公开被害人的姓名、住址等个人的基本信息,但是应遵循有关法律的规定切实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权。同时,在对被害人的保护上不能仅仅持续到侦查审判阶段的结束,而是应时刻都处于保护之中,尤其是在保护被害人的隐私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相关的各个政府部门都应严格保护被害人的相关信息,将对被害人的保护贯彻到底。

3. 媒体、记者应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媒体作为一种公共信息的来源,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公信力。正因为媒体有着可能引导社会舆论的力量,所以不能仅仅考虑自身利益而沦丧到去指责被害人或者肆意泄露被害人的信息和隐私,而是要公正地代表被害人发声,这样才不会导致被害人在遭受了犯罪人的侵害后,还要由于无良知的新闻媒体不负责的报道再次遭受伤害。以汤兰兰案为例,当地警方和政府部门为了保护孩子,帮她改了名字,迁出了户口,让她开始新的生活。可 2017 年,汤兰兰母亲万秀玲出狱后试图翻案,并一直寻找女儿未能成功。此时有媒体记者发声,公开了已经更换名字迁出户口的汤兰兰新的户籍信息,呼吁寻找汤兰兰。这种不负责任的报道,不仅再次唤起被害人当年被性侵的记忆让其承受第二次伤害,并且搅乱了被害人的新生活。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他们的身心不受侵害,是整个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通过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从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立法、执法、维权追诉以及加强对媒体舆论的管理等方面,将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保护不断完善并贯彻到底,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护墙

 

 

 


责编:农青

新时代,新方位,新使命。


栏目推荐